晋江市烧厝村，烧厝南区106号。这是赖昌星的弟弟赖昌图的家（其实也是赖昌星的住处，他们两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同一个村里，还有大哥赖水强等亲属的住所。
“远华案”已经过去多年了，一方面，村里人很忌讳公开谈论赖昌星和远华，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对那段历史多有感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从普通人家到盛极一时再到远华案发之后，赖氏家族都与这个村落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透过这个村子，我们可以看到赖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逻辑和发展脉络，发现“远华案”背后的深层秘密。
赖昌星旧照
祖屋与宗族
赖昌图的住处在村委会和村老友会的附近，中等规模的一个院子，种着晋江并不常见的棕榈树。2层小楼的居室里，内饰气派，但还远称不上豪华，至少远远逊色于大哥营造的庄园。
路过村口“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再往前走一点，从那个更高更气派的大门进入，就是大哥赖水强的庄园。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两旁，是小溪、稻田，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厂，路的尽头就是已经病亡在狱中的赖水强住过的院子。其中的6层主楼体量庞大，是村里的制高点。可以想象，站在这座大厦般的住宅楼顶，俯瞰在稻田和工厂里劳作的人们，带给主人的是威望和权势带来的满足感。
两兄弟的宅子，不在一个量级，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心生诧异。对此，赖昌星的同班同学、儿时好友赖昌翁分析，那是因为两兄弟的想法不同，赖昌星一直想把他“事业”的重心放在厦门，而赖水强则更愿意在晋江老家发展。
考虑到幼年时住所的拥挤程度，赖水强对于住所体量的追求变得可以理解。从赖昌图的住处出来，走半分钟，经过一个小小的下坡，就到了这个丘陵地形的村子里少见的一片大块平地。这里就是赖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
在被改成家庙以前，这个祖屋是泉州地区农村常见的民居样式：两落五间张双护厝，由下落、榉头、天井、顶落四部分构成，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适合家族聚居。村干部赖文建回忆，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祖屋”的建筑，大概有850平米，七八十间房子，住了好几十家人。
往上追溯，这些人家可以归到同一个祖先。事实上，在赖家族谱里，“昌”字辈是第24代。赖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烧厝边上的赖厝，后来的祖先因为现已不可考的原因举族迁往泉州，大概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第15代祖先又率众从泉州迁了回来。从第10代到第14代，5代人出了6个进士。这也是赖昌星之前，这个家族最风光的历史。直到今天，村里的文庙仍以此为傲。
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赖昌星出生在这幢据说是第16代祖先传下来的祖屋，他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比大哥赖水强小10岁，比小弟赖昌图大4岁。
赖昌翁对赖昌星家的记忆从小学开始，那时赖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中的三间里，“非常挤”。赖昌星跟二哥赖昌标住一个房间，中间是厨房，赖母、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赖昌图住在另一间房子里。赖的父亲赖永等早在“大跃进”时就是村支书，因为家里住不下，一直住在现在老友会所在的老村委会会址中。大哥赖水强住在村里的民兵营房，他后来在老村委会边上开了个小卖部，搬到小卖部里住。
1995年，当远华中学的赖世雄老师以赖氏五村建校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赖昌星在厦门的住处，接受赖对远华中学的500万捐款时，发现昌标、昌星、昌图兄弟几个竟然住在一栋大宅子里。而当时，昌标、昌图都已成为远华集团某一方面“业务”独当一面的人物。看起来，即便是到“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族聚居仍是这个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对幼时一家人分开居住的补偿——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远华集团董事会的五名成员，分别是赖昌星、赖昌标、赖昌图、曾明娜和曾明育。
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
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种树、种水果。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全村仅此一台。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很方便。副业的成功，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
在赖昌图的回忆里，父亲是个“没脾气的人”，从来没发过火。因此，他经常充当着“摆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样“摆平”？“两个人吵架，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据赖昌翁回忆，早在“文革”期间，烧厝就有了算盘厂、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早在读小学时，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包子、冰棒，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从小就想赚钱”。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
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忆说，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赖昌星推独轮车，400公斤的土筐，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晚上回来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这么累，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原因很简单，“在生产队，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在这边给包工头干，一天挣三四块。”那时候的赖昌星，身体素质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说会道，与周围人关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赖昌星回到了烧厝。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运动”，厂子停产了。那是在1976年，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是谓著名的“八大王”。该年，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在全国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每个人出几百块，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厂里一共4个炉，每个炉灶4个人，一个拉风箱的、两个抡大锤的，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
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10来斤的大锤，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虽然也很累，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钱却收不回来，让他们很是郁闷。这样光拿工资，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
这段时间里，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来我家”，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水仙”烟瞎聊。“他抡大锤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两人用大锤打钻头，看谁更准，最后我都没他准。”
致富的梦想
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他“万能的头脑”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单起炉灶，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地方，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厂房，还请了个师傅帮忙。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钢材等原料时，有时不够钱，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过一两天就过来还。
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这期间，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间细节，曾传章并不愿回忆，只是粗略地概括为：“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来介绍。”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对于赖昌星而言，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让他找到了日后“事业”上最亲密的搭档。
事实证明，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除了做纺织配件，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需要装车时，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他挤火车、睡地下室，全国各地跑销售，努力用自己的执著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最开始跑业务时，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来干练而诚恳。很快，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
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称，这个时候“钱很多，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他到石狮去了。
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狮去了。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蝶燕服装厂”。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石狮市志》这样描述这个过程：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
据知情人的描述，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
滑向走私渊薮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雨伞厂、服装厂等产业，但据他日后对《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的回忆，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在日后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可能的货源，轻松一倒手间，价格便已翻了几倍。麻烦在于，要解决货源、运输等问题，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条子”。
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89年，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
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一直是个谜。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当时，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
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这对关系资源——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的依赖十分明显。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
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赖水强的话说，此时的他，“开始小小的走私，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刺激了他，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石狮的走私风潮，几乎与海关对侨货、港货的放宽同步。《石狮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机”和日用工业品等。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
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早在1980年，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涉及549人，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73%。
知情者介绍，石狮的走私，其实从“文革”期间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手表，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最后是服装和香烟。
发迹之后
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走在沙堤村，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略感惊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
村里没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即便作为人民教师，对于赖家，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个1500人的学校，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
他进一步对记者分析，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
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那时，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请他去帮忙挖掉。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配资论坛登录入口官网，“他跟司机讲，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赖昌翁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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